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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類共同價值是習近平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的經(jīng)濟全球化時代各國命運與共的價值紐帶。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lián)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指出：“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lián)合國的崇高目標。”這是習近平首次明確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場合闡述全人類共同價值。2020年9月的第七十五屆聯(lián)合國大會和2020年10月的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zhàn)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又強調了“堅守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將繼續(xù)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弘揚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2021年7月6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發(fā)表的主旨講話中再次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堅守和弘揚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在這一系列講話中，習近平明確闡述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基本內涵，即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全人類共同價值是站在人類歷史發(fā)展進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提出的，超越了國家、民族、黨派等具體主體的差別，以人類共同利益為交匯點，凝聚起不同文明的價值共識。
全人類共同價值與西方“普世價值”的區(qū)別在于：一方面，西方宣揚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忽視了各個國家、民族、地區(qū)的文化背景、歷史條件、地理環(huán)境、人口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實現(xiàn)民主、自由的方式必然有其國家、民族的具體特色和選擇，因而把不具備“普遍性”的特殊性、具體性的東西當作“普世性”的價值來追求。
例如，美西方國家以多黨制、三權分立、一人一票作為民主的標配，并以此作為普世價值來抨擊他們認為不“民主”的國家，其根源在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文化霸權主義及其導致的傲慢與無知。這就是把達到民主的具體方式和途徑混同為“民主”本身。正如“條條大路通羅馬”的道理一樣，實現(xiàn)民主也可以有不同的道路、途徑和方法，即“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但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卻沒有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和而不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智慧，因而把目的和達到目的的途徑、方式混為一談。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主同樣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少數(shù)國家的專利。實現(xiàn)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能由少數(shù)人說了算！”
另一方面，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與西方普世價值所建立的基礎不同，因此其具體的內涵、要求和普適性也有所不同。
現(xiàn)代西方的普世價值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論的基礎之上。現(xiàn)代西方主流哲學思潮皆以“理性的人”為出發(fā)點，強調正義就是符合普遍性規(guī)則的行為，并強調通過合理制度的建立來保證人權和自由。但是，不同的哲學學派從不同的前提和概念出發(fā)，卻得出了關于“正義”的不同理解和評價標準。例如，倫理利己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按照能最大化地滿足個人利益的規(guī)則而行為”；功利主義則認為，“我們應當按照那些能最大限度地滿足最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規(guī)則而行動”；康德的義務論則提出，“我們的義務就是要按照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則而行動”；新自由主義則強調，“我們應當按照建立在每個人都能夠同意的契約之上的公正原則來行事”。以上這些理論在西方社會都有廣泛的影響，結果是西方社會生活的無序與混亂。特別是當涉及現(xiàn)實中的道德和價值判斷時，就會出現(xiàn)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紛爭，這不僅會導致社會共同道德信念及社會共同價值觀念的缺乏，使人們無所適從，還會進一步撕裂社會，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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